我说没有别人写，只能是我写，不客气地讲，作家里有谁写了一些政治上的见解，能够达到我这个程度，能达到我的这种直白，同时保持一定的锋芒，我是看着很难有人超过我。其他人写会有这么几种情况；一种情况是由于追求刺激，由于追求过瘾，就变成了一个不能被容忍或者不能被容许的情况产生。

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他也有很技术性的问题，你究竟了解不了解这些问题。如果说是抨击时弊，拿这个角度来说，网络天天在那儿抨击，任何一种社会事件，一个交通事故，或者一个食品上的安全问题，都会被放大，被炒作，或者被痛斥，任何一个消息，都会上升到政治层面，受到严厉的责备。

张英：也是你作为老作家的本事和高明之处。

王蒙：这是一个事实，我能够掌握在维护体制这样一个方针下面，我很直白地发表了许多带棱带角的意见，揭示了一些真实存在的挑战和困惑。

我觉得这也还不是我所追求的。我追求的是，在今天中国来说，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，就是能不能够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，能不能有一些建设性的揭示，能不能有一些建设性的呼吁，能不能有一些建设性的诉求，这个诉求是建设性的，但是它也很有尖锐性。

如果有一些人，提了几个不同的观点，但都是在那儿谩骂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带建设性、理性的甚至于中庸的态度出来，他冒的风险比他站在某一面谩骂不见得小，甚至于几面一块来夹攻的，我这一辈子常常倍尝夹攻的滋味。

比如说某本杂志，曾经一度每一期都有文章专门批判我；另外，又有一批愤怒的中年文化名人，批评说我是一个卖身投靠来讨好政治权力的一个人，他们有机会动不动就要宣布这方面的讨伐。

所以，我现在发现就好像两边吵架似的，都吵得非常凶，你上去很平和地说，你们不要这么吵了，咱们坐下来谈谈，也许两边的人会同时骂你，认为你在那儿装腔作势，认为你是一个伪君子等等。

张英：我们绝不允许第三种情况存在。

王蒙：对，您这个问题说得特别好。我曾经很欣赏咱们一个哲学家，就是庞朴教授，他主张一分为三，他说一分为二是很可怕的，实际上一分为三是正确的。

很多事情很复杂，千万不能简单化处理，用非黑即白的形式，用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，事实上在黑白之间、左右之间，有许多中间地带。比如说在拥护与打倒之间，在歌颂与批判之间，完全还有大量的中间地带；在圣人和败类之间，在英明和昏乱之间，都应该允许有大规模的中间地带。

张英：要么对要么错。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要么是敌人，要么是朋友，没得选。

王蒙：是。中国这方面的情况比较严重，这也不是偶然的，因为我觉得一个是从咱们的历史上、咱们文化的传统来说，往往是二者取其一。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中国在文化上、在政治上，从来都是非常自信，在过去根本不知道，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存在。除了中国以外，其他的一个是海洋，海洋对中国人就是荒凉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可能有神仙，就是海上有仙山，此外什么都没有。再就是周围小的番邦，这些番邦是蛮夷之地，即使他们在战争中打败了中原的民族，他们也是蛮夷，来到这儿以后他必须学习中原的文化。

可是在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乱套了，中国慌神了，就觉得这是一个民族生存问题，也是一个中华文化的危机。所以这种急躁的心态，1949年以前其实就有了，我也屡屡写到，确实都是一种急躁的心态。

我过去写小说也写过好多这种东西，但是写小说有时候别人看不那么注意。我写过一个小说，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有好几个儿子，都特别孝顺，由于过于尽孝，老父如果有一点病，就用各种方法来给老父治疗，相互之间就认为只有自己那种方法是对他自己有好处的，而认为另外的方法是在残害他的父亲，所以相互之间打成一团。最后这个老父就吓跑了，不敢让孩子看得见自己，不敢让孩子尽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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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与政治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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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英：在中国当代作家里，文学与政治纠缠不清，文学和政治相互影响，从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到《青春万岁》，再到《这边风景》，相互成全，于是有了今天的王蒙。

王蒙：文学来自于生活，当然也不能回避政治。孔子也曾说：“诗，可以兴；可以观；可以群；可以怨。”就是指出了文学的一些社会功用。